“我們不叫‘叫停’,叫‘降溫’。”6月6日,在天津出席於家堡論壇的商務部國際經貿關係司副司長、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中方首席談判代表孫元江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證實,國內多地爭相申建自由貿易區的局面已經得到遏制。“我們從來沒說停止,但是要把溫度降下來。”
  去年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設立後,28個地方陸續提出了建設自貿區的計劃。孫元江坦言,其中有些地區是盲目的。“他們認為自貿區是中央或國務院給地方一些優惠政策,所以有了一哄而上的效應。”他說,建立自貿區的主要目的是搞制度創新,是有風險的,需要設計配套措施,而盲目申報相當於不知水有多深就去“試水”,可能對當地經濟產生不良影響。此外,很多地方希望藉此機會“圈地”,這也是中央政府嚴厲禁止的。
  於家堡論壇今年的主題就是“自由貿易區和中國的改革開放”。英國標準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傑拉爾德·格林斯通在論壇上指出,他註意到,中國至少28個城市想建自貿區,這是讓人驚奇的。這表明對上海自貿區的“扭曲效應”已經顯現,這並不是中國政府的目標。在上海設立自貿區並非希望所有的跨國企業把總部挪到上海那麼簡單。
  格林斯通目前擔任英國政府關於中國自貿區政策的國際專家咨詢小組主席,負責為上海自貿區提供建議。他認為,自貿區實際上是中國全面鋪開改革前的試驗田。上海自貿區的經驗應該能夠複製到全國各地,很多外國評論家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的中方首席代表、原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認為,對內建立自貿區,對外積極開展雙邊或多邊的自貿協定談判,從而建起良好的自貿網絡,是“一個銅板的兩面”。
  孫元江對此解釋,自貿區和國家的自貿協定是不同的概念,但有很多相通之處。入世之後,中國以市場換市場,帶來了市場開放的紅利,成為全球最大貿易國。但十多年後,這種紅利正在逐步消失。市場的紅利釋放完後,重心轉到制度紅利。以往自由貿易談判的重點主要是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要求降低關稅等,而現在的區域貿易協定已經延展到規則領域。今天再談關稅減讓,“就像出租車的起步價”,必須要談,但在此基礎上還有很多領域,如電子商務、反腐敗等以前被認為與貿易沒有直接關係的議題都會納入貿易談判。
  在他看來,自貿區試驗的很多東西,恰好是對外自貿談判所需要的。上海自貿區的建設更多是一個“自我革命”的過程,核心內容是制度創新,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查找我國在規則上的差距。很多地方雖然在熱情地申請建設自貿區,但卻不能真正理解自貿區到底乾什麼、為什麼要申請。
  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外高橋自由貿易試驗區研究基地主任周效門認為,改革到了今天,“任何一個地方政府再向中央要政策要優惠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地方政府應該去做那些“中央想叫你做,而且你自己能做的事情”。他說,這是自己身處政府研究部門的一個體會。
  他舉例說,上海幾年前率先開展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財政收入一年減少300億元左右,但是服務業的“蛋糕”因此做大了。如果一開始就去向中央要補貼,很難推出這項改革。
  據周效門介紹,上海自貿區誕生8個月來,按照中央的要求,已初步總結出投資自由化、貿易管理、金融國際化、工商制度改革等4個方面可複製推廣的30條經驗。
  2013年,上海自貿區首次公佈了外商投資的190項“負面清單”,很多人認為這份清單太長,限制範圍太大。今年,負面清單已縮到130項。“負面清單有個特點,就是你不能倒回去,你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後撤。你這些措施想好了,一旦制定後,不能增加內容,只能越來越放鬆管制。”孫元江說。
  商務部研究院副院長李光輝提醒,上海自貿區承擔著中國進一步融入國際社會、為新一輪改革開放探路的角色。名為“試驗區”,因為可能產生成功經驗,也可能會有失敗教訓。
  龍永圖指出,那麼多地方要搞自貿區並不現實。很多人都在關註上海自貿區——這裡的試驗越成功,其他地區獲准建設自貿區的可能性就越大。
  本報天津6月6日電  (原標題:28地爭建自貿區衝動遭遇“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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